32岁的年轻女教师刘伶利患癌症后，她供职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她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和单位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最终不幸逝世。事件曝光后，校方才在压力之下恢复了和刘伶利的劳动关系并作出了赔偿。为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需要切实可行的法律确保用人单位承担责任，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身陷绝境的人获得兜底保障，也需要每个人在风险社会中增强保险意识。今天，我们关注刘伶利的遭遇，因为她的遭遇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刘伶利在病中被开除，此事引发的争议弥漫社交媒体，相关评论也频频见诸媒体。这其中，声讨博文学院和院长本身，一定是没错的。盖因患者刘伶利还在《劳动法》规定的“医疗期”，学校就作出开除决定，属于违法举动。而据媒体披露，此等违背法律、丧尽天良之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博文学院，由此可见，相关的负责人属于“惯犯”。

　　炮轰博文学院，甚至有网民“人肉”其院长，最终换来了院长的登门道歉和50万元经济补偿。但头脑清醒人士很容易意识到，这种舆论动员下的产物绝非长久之计。因此，有不少评论开始介入到企业对患病员工责任边界的讨论中。

　　一般而言，患病之后都会有3~24个月的医疗期，之后如果员工不能继续工作，单位的确有权利依照相关流程解除合同，且只需要给予“N+1”个月的工资补偿，工资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的80%。在患者治疗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看起来十分残酷，但从企业角度来看，又显得十分委屈。毕竟，在告别“单位制”时代后，单位早已不能承包个体“从摇篮到坟墓”的事务，也就是说，只要员工久病不愈，除了福利待遇甚好的“国企”，恐怕绝大多数企业都会做出“终止合同”的无情举动。

　　刘伶利是一位大学老师，尽管大学“青椒”的待遇算不上优厚，但在所在城市混一个“中产阶级”应无问题。一个城市的白领，在患上重疾之后，且不说原有的生活水平大受影响，连治疗的成本也几乎难以应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而隐藏在这一悲剧背后的因素，可能不只是最让人气愤的学院“医疗期开除行为”，也不是企业有权利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还有其他一系列不可忽视却隐藏着的因素。

　　首先，刘伶利治疗的过程是跨区域治疗，这里考虑的因素很可能是兰州当地的医疗水平有限，所以选择到北京这样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来。但因为医保报销的统筹，还仅仅限于市一级，这种跨省治病的举动，客观上是不被政策鼓励的。所以，医保统筹水平低，长期不能实现全国同一标准，让患病的刘伶利雪上加霜。

　　其次，刘伶利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邓飞等人发起的“大病医保”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公益的方式，让每一个参保的孩子能够在患上重病后，最多拿到20万元资助。另一方面，针对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人群，比如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和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国内都有公益组织联合商业保险机构，对赶往地震区的记者免费赠予保险，有效期限为30天。对于这两种情况，刘伶利都很难归属其中。对于她来说，缺乏真正的组织庇护，可能是被抛入风险之地的另一个原因。

　　在发达国家，包括大学老师在内的每一个职工，都会积极参加自己的行业协会或工会。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拥有一个强大的、专业的代理机构来帮你捍卫权利、游说有利于自己的公共政策。例如德国的医疗保险，雇员只需缴纳一半的保险费，其配偶和子女均有权免费享受这个福利，可谓“一人交保险全家吃”。二战之后，欧美各国都建立起水平较高的福利政策，这不是政府大发慈悲，而是社会组织有效推动。当然，对于高福利社会的弊端早已不少反思，但从个体权利的保护来看，刘伶利需要一个更密切的组织关怀，而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单位，这是基本现实。

　　最后，刘伶利还需要意识到，所有组织都可能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个体化生存变得越来越现实，告别“单位制”之后，中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譬如医保的统筹层级还非常低，但个体所面临的风险却没有退去，甚至各类重疾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从个体角度出发，选择一份合适的商业保险并非无稽之谈。只不过中国商业人寿保险市场远称不上规范，所以对于一般的潜在购买者而言，如何规避购买的风险，又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

　　刘伶利是不幸的，因为她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症。但对于其他没有患上重症的人来说，同样处在一个“不幸”的结构中。在微观上，你可能会遇见“博文学院式的单位”，也可能面临被单位解聘;在宏观上，医保统筹报销的提升既不可望更不可及，仰仗公益慈善的方式获得保障又显天真，效仿他国加盟一个协会或组织获得庇护也不可能，连购买保险的过程也是布满大坑。

　　刘伶利在悲痛中死去，但实际上，裸露在风险中的不只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