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民众的反映多是“不敢生，生不起”。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这样说。

　　主持人：李力

　　从今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新政策会提高国人的生育意愿吗?我们的社会为此准备好了吗?

　　主持人：各位怎么看当前放开“全面二孩”的时间点?

　　顾骏(上海大学教授)：在多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70后相对于多为独生子女的80后更倾向于生育多胎，然而从时间上看，即使是在政策临界点上的最后一批多孩也已经错过了生育的黄金期，现在“追生”的话，高龄孕妇的生育风险很大。

　　杨雄：放开“全面二孩”后，由于受益群体中育龄妇女年龄整体偏高，其生育意愿较低。有调查显示，70%到80%的人都说自己愿意生二孩，但真正生二孩的人只有30%。80后是现在的主要生育人群，但是他们的生育能力并不乐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显示，随着不孕不育率的上升，约有12.5%的80后将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其中男性不育因素占不孕不育原因的1/3。这些都是“全面二孩”政策后，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主持人：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领女性的普遍心态。有观点认为，生二孩不仅是女性求职的一道显性障碍，二孩上学、就医以及社区幼儿园配套等问题，也需要社会认真考虑，及早做好准备。大家怎么看?

　　何慧(上海白领)：我马上就30岁了，儿子已经两岁多，再要一个猴宝宝的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但我的二孩计划只有家人和亲密的朋友知道，在单位里我是秘而不宣的。如果现在就让领导知道了，肯定就得给我调岗去后勤部门了，收入得差一大截。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一线岗位，我打算等怀到四五个月之后再向领导“坦白”。

　　周蕊(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一位资深人力主管告诉我，在招聘女性新员工时，公司一般倾向于已经婚育的员工。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下次招聘得婉转问问已经生育的应聘者还生不生了。

　　廖君(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我近日参加了几场大型的周六招聘会，580家招聘企业有七成招聘女员工，我随机选取了10家企业“应聘”，其中有8家企业的招聘经理在听到记者“有生二孩计划”时，当即婉拒了我。现场招聘的企业中，有3家企业在其招聘简章中，对部分岗位要求明确注明“女性(已婚已育)”或“已婚已育优先”字样。二孩政策实施后，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现实困难，女性就业者的二孩权益如何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孙晓梅(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我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带去了《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建议成立反歧视的立法和专门机构，不得在招聘过程中要求女性求职者提供婚姻和生育状况的信息，不得因女职工在应聘时没有如实陈述婚育信息而对其进行惩戒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主持人：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另一大因素是不是“生不起”?

　　周小姐(上海白领)：我女儿不到3岁，虽然早就符合“单独”生二孩的条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让我对生二孩望而生畏。我们现在是全家打工全力以赴养一孩，花钱从怀孕就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号就得300元，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费用接近2万元;请月嫂一个月8000元，节假日还要算双倍或者三倍工资;奶粉按250元/桶计算，一年的奶粉钱就差不多1万元;孩子没人带得送幼托班，一个月至少2000元;未来如果想给孩子学个钢琴什么的，兴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笔……

　　陈先生(刚刚升级为爸爸的北京市民)：产检真是艰辛的过程。胎儿到了一定周数以后，只能看专家号，普通号看不了。我一大早5点就去排队，等到了7点多挂号窗口上班时专家号就直接挂完了。在网上预约专家号，已经排到了6个月以后，最后只能从黄牛那里花600元买号。医院虽设置了特需号，但不能报销，而且比普通号贵出了近500元。

　　王真(北京市政协委员)：现在不只是妇产医院，各个医院的妇产科压力都很大。二孩政策的推出不能把责任和矛盾都推给医院，生育需求现在已经超出了医院的接诊能力。在硬件设施上，国家可以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但是在医护人员的培养上不是一蹴而就，她们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顾骏：80后是当今生育的主力，他们原本已经在“421”的家庭结构中不堪压力，现在如果调整到“422”结构，承受的重担在成倍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主持人：增加孕产妇医疗服务设施，增加社区学前教育机构配套设施、全面普及有质量的学前三年教育，是不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陈女士(武汉白领)：生伢不易带伢更难。作为职场女性，生完宝宝后，我最难熬的是休完3个月产假后到小伢3岁上幼儿园前的这个空当期。因为家里没老人带，有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到处找人带孩子，宝宝基本处于“流浪”的困境。

　　缪女士(北京市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大女儿快4岁了，附近3所公立幼儿园都没能进去，只能在私立早教班里勉强看着。好的私立园都价格不菲，我们工薪阶层养两个孩子真心感觉负担不起。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退休教师)：我曾经五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尽快放开“全面二孩”，但从“单独二孩”放开之后几年间的低生育率上看，愿生、敢生的人并不多。要改变低生育意愿的现状，政府就要多走一步，鼓励生育，为生育创造条件。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成员，还是国家的未来，政府在生育投入上要算“大账”，化解生育的外部成本，应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下实现义务教育的“前移”，化解幼托难和幼托贵的问题。

　　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全面二孩”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孩子的出生、抚养、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公共服务配套投入，要把现在由家庭负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转变为社会公共服务、保险体系来承担。一方面延长二孩妈妈的产假和丈夫的陪护假，另一方面可以鼓励用人单位允许让二孩妈妈先暂时辞职，等孩子大了再重新就业，要保障就业的接续性。

　　杨雄：财政可以对妇女生育险和幼儿园等加大补贴，以减少雇主承担的成本。另外，考虑按照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综合征税，以提高生育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