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像一堵无形的墙，在人口流动的时代，它阻碍人们迁徙的步履;在追求平等的时代，它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三六九等;在崇尚公平的时代，它按照户籍身份分配着公共资源。它不仅把城乡切割为二元结构，而且催生出大都市与中小城市、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泛二元化”的格局。
如果说户籍制度与传统的乡土中国不谋而合，那么在今天这个流动时代，户籍制度已经与改革发展的大势格格不入。“北京人大学”、“知识不是力量，沪籍才有分量”的行为艺术，“同样为城市纳税，为什么待遇不同”的追问，还有医疗资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吁请，突破户籍限制、呼唤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强烈。改革的动力不仅在此，更来源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效犬马之力，却在城市利益分配中居于边缘，这种“流动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耗尽。“用脚投票”的劳动力漂移让地方政府认识到，只有逐渐突破户籍壁垒，公共资源更多地向流动人口倾斜，才能真正留住流动人口，实现“以劳引资”。
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打破既定利益格局，稍有风吹草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就会形成激辩。就拿异地高考来说，“京籍”与“非京籍”的利益冲突不容回避，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避免零和游戏导致矛盾激化，改革者需要走钢丝般的审慎与智慧。
可见，户籍制度改革首当其冲应当做好顶层设计。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应当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细则的宏观指导。其次应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断粘附于户籍上的利益脐带，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同时要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推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多样化流转，保证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收益。最后，应使用量化打分制度激励流动人口转户，以综合积分排名激励农民工取得落户资格，平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个有活力的国家，不会让户籍标签定义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不会让户籍壁垒掠夺一个人的平等机会。正义曾经被这样描述过：在机会平等的各种条件下，使所有的职位向所有人开放。理想状态虽不能至，但我们仍然应该心向往之，朝着户籍改革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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