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的无序状态，比如欺诈、情绪化宣泄等，确有必要管理和引导，这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从微博上的议论看，一些人对强化网络治理的担忧，是会不会由此把网络创造的言论空间给“管制”掉了。毫无疑问，对网络的管理和立法，如能更充分地回应这些疑问，将会得到更多网民的积极响应。
　　应该承认，网络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言论空间，为网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网络的积极作用本身，体现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网络这个平台，已经成为表达民声民情最为便捷的地方，因此在过去的许多年，尤其是在全国“两会”等重要时间段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很重视网上的舆情。在当下社会结构复杂、利益背景多元的背景下，网络上释放出的多种多样的声音，的确值得认真倾听。尽管一些网络言论有片面性和过激色彩，尽管网络舆情不一定能完整代替公共舆论，但时下恐怕没有人能否认网络舆情的影响力。
　　网民倾向于网络上的表达，不仅因为网络的便捷性，更重要的在于网络比传统媒体的言论口径要大得多，这个巨大落差产生的势能，催生了庞大的网民群体，这要算是中国的独特国情。网络宽，媒体紧，事实上存在的双重标准，给了人们一种不正常的期待，那就是只有在网上才能看到“真相”，在传统媒体上获得的信息，无法满足早已被网络吊得很高的胃口。这几年，尤其是微博的出现，更加剧了人们对新旧媒体差别的认知。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传统媒体究竟应该怎样作为，才能帮助公众实现日益增长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传统媒体应该怎样既承担了社会责任，又能满足公众的愿望？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新闻人。
　　选择网络作为言论出口，某种程度上是来自经验的驱动，比如很多常规渠道得不到回应或很难解决的问题，在网上一晒就能获得高效率回应，雷政富事件和广州“房叔”被查，就是极好的例证。要消除网络上过激情绪和言论产生的土壤，除了改良社会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功能，比如舆论监督的功能，为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搭建更宽敞的平台，以媒体的专业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这不但能大大降低引导舆论的成本，更能培植出中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强大健康力量，也能消除一些人把言论空间“管制”掉的误解。
　　既然传统媒体有专业能力，那就不应该是网络舆情影响传统媒体，而应该是传统媒体引导网络舆情。只有不断满足公众更高更多的言论期待，传统媒体蕴藏的巨大专业能力才能释放出来，才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发挥更大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