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员贪腐最常规也是最显眼的形式，公款吃喝一直为公众所深恶痛绝。从整顿吏治、治理腐败的角度来看，刹住公款吃喝的风气，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为此，去年12月，中央就审议通过了“八项规定”，力图从上至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扭转不良作风。而在3月26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继续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六项要求”，要求今年起实现县级以上政府接待经费公开。

　　为了确保畅通贯彻中央的政策，仅仅发出号召或者是规定必然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必须配之以相应的检查、监督和惩治措施。国务院所提出的县级以上政府接待经费公开，便是构建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一步。

　　从制度性的措施来看，对于公款吃喝的监督当然需要从政府内外两个层面展开。目前中央的严厉态度已经让许多高档餐厅和酒类遭受重大打击，这显示出政府内部监督所发挥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公众也有理由担心中央的严厉态度到底能保持多久。因为如果无法形成真正制度性的监督渠道，那么这很可能仅仅是一次“整风运动”。而众所周知的是，整风运动终究只是一场运动，用运动式治理来应对长期性的腐败，历来会收获治标不治本的结局。

　　除了担心这场运动能持续多久，另一个削弱公众信心的缘由--- 在地方与中央的长期博弈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始终未能根除。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后，高档餐厅和高档酒类萧条的境况，并不能真实体现公款吃喝的实际情况。相反，根据政府内部人士的透露和媒体的跟踪报道，公款吃喝只是从外部市场转向了内部餐厅。

　　很多政府的内部食堂和餐厅原本只是供应普通饭菜，但在十八大之后，官员们胡吃海喝的“战场”转向了内部食堂。除了环境略差，山珍海味并没有少去，更有甚者，茅台酒亦未消失，只是将其倒入矿泉水瓶，以便掩人耳目。从应对战术的角度看，地方官员的这些做法可以既保全了公款吃喝的继续，又提升了全程的安全系数。甚至，从他们的角度出发，食堂毕竟比高档酒店会所要便宜，这等于为国家节约了财政支出。

　　由此也不难看到，中央态度极为严苛的“政策”，在地方多元“对策”的应付之下，严肃性被消磨殆尽。

　　当然，如果将视野放宽，公款吃喝的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开始与经济增长产生联系。按照国际统计局的数字，今年前两个月消费增速放缓，有分析指出，“八项规定”等政策的出台引发高档消费的狂降乃原因之一。对此，主管经济规划的发改委表示出了担忧，这在客观上为地方上的“对策”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也表明，目前官员公款吃喝本身已经嵌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肌理。

　　但正如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的，“从大的目标来看，反对奢华浪费和扩大消费的目的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如果有个别部门的负责人目光短浅至以刺激公款消费助推经济增长，那么它最终蚕食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活力，而会动摇整个政局的稳定。

　　改革历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假如改革出现倒退或者不能持续，那么改革所撕开的口子将会牵扯出更多的严峻问题和愤怒情绪。整治公款吃喝的改革亦然，要避免出现倒退，必须坚定不移地向下释放监督权，通过整合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监督力量，来规训积习缠身的官员群体。而监督的灵魂在于“公开”，一如李克强提出的，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要以通俗的形式公开政府接待经费。在公开这一步骤上，政府一定要做到完整公布消费明细，并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只有有了制度性的措施，社会的监督才能持久与之对接，才能实现内外监督力量的整合。